然是我们党带头，自然是我们党贡献最大，那么，我们也像水泊梁山里一百短八将好汉那样排座位，论功行赏，我们都是党员，我们自然就应该得大头，分享福利，再作威作福，甚至欺压百姓，要是这样，那不就换汤不换药，我们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剥削阶级，成了第二个国民党反动派了？开始，国民党也不都是反动派，为啥会出现反动派，就是因为他们打下江山之后就变了，就把天下财富据为己有，让富人更富，让穷人更穷，这样的天下，不要也罢。

今后咋办呢？周维炯想，今后，就是要保护好根据地，不断打出去，解放全中国，让全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，再也不像小英子那样，逃荒要饭，妈生死不明，爹因为一句话，被黄霸天一脚踢死，自己又差点被自己的亲爹打死。

这么一想，周维炯嘴唇露出一丝微笑，随着那丝微笑浮现在脸庞，周维炯松了口气，睡着了。

迷迷糊糊当中，他见到他爹了。

还是那么瘦，但很精神，挑着豆腐挑子，穿街走巷，走村串户。晌午了，爹总会在丁家埠那个打烧饼的王瘸子摊上买烧饼。他知道，娘最爱吃，大姐也爱吃。可是，大姐就像妈，起得早，喜欢放鹅。那时，大姐只五岁，眼睛圆溜溜的，黑黑的。大姐虽说小，辫子很长，妈就给大姐梳头，扎着一对辫子，细细的，在身后跳来跳去，于是妈就喊“小辫子”。喊着喊着，“小辫子”也就成了大姐的名字，唯一的名字。

那时候，我还是个小不点，才三岁，整天跟着大姐后面到处跑。太小了，好多事情都记不得了，可有些细节还模模糊糊印在脑子里，每当要消失，却又一次翻出来，又一次被修复。

大姐拿着一个竹竿，指挥一群鹅，像指挥一支部队，十分神气。那些鹅也很听话，在大姐的指挥下头昂着，一个跟着一个，走在逼仄的田埂上，像一队小学生。

但是，那些鹅有时也很调皮，只要大姐放下竹竿，那些鹅，特别是那个个大的鹅，就“鹅鹅鹅”叫个不停，似乎很有意见，向大姐示威；但是，只要大姐把竹竿一抬，那些鹅就像乖孩子，赶紧低下头，吃嫩绿的野菜。

时间长了，逐渐对大姐的印象模糊了，可大姐那鼓鼓的腮帮，还有那对酒窝窝，深深记在心里，所以，后来见到英子，还有那个王凤娇，就想起大姐。

人呀很怪，那个黄三姑两腮帮的酒窝更明显，当时见了，也是一愣，可细细打量，又觉得哪地方不一样，似乎有点邪乎。都是酒窝，咋感觉不一样呢？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，因为事情多，也就没多想。

周维炯在流泪